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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大庆前夕，退休六年来一直刻意保持低调的朱镕基以一本新书《朱镕基答记者问》的出版重新回归公众视野，引发国人对

其鲜明个性及引领中国经济改革十余年勇闯地雷阵的回忆。

　　在海内外诸多媒体详细解读该书的主题、内容及出版前后的细节细致披露之际，最新一期出版的《读书》杂志刊发对前财政部长项怀诚的访谈。这本多年为知识界颇为看重的杂志披露了朱镕基当年主持中国财税改革时的详细经过。

　　据项怀诚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中央财政收入严重不足，甚至被人称为“悬崖边上的中央财政”。一九九三年七月，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召开，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对与会人员说：“在现行体制下，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现在不改革，中央财政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到不了二000年(中央财政)就会垮台！”

　　一九九三年经济过热，通胀率走高。当时中央派了十三个部长到二十六省市调查研究。部长们回来后写成的文件十三条，十三个部长一人写一条，拿到国务院讨论，朱镕基当时是主管经济工作的常务副总理，他开玩笑说十三条不吉利，要加几条，后来形成了十六条——中共中央六号文件，为经济体制改革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对于分税制的展开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项怀诚还回忆道，时任常务副总理的朱镕基亲自带队，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带领相关部门的官员先后走了十三个省，面对面地算账。除了广东、海南，项怀诚几乎都跟去了，每次随行都不轻松，经常加班加点，有的时候通宵达旦，车轮大战。事后朱镕基曾半开玩笑地说，那段日子是东奔西走，南征北战，苦口婆心，有时忍气吞声，有时软硬兼施。总算谈下来了，我自己则掉了五斤肉。

　　项怀诚还坦言了当时就以一九九三年为税收返还基期年与朱镕基之间的争论，而现在回头看，他心悦诚服：这个政策说明，在推进重大财税改革时，必须要取得地方政府的强有力支持。这是必要的妥协，这个代价必须付出，这一让步争取了民心，统一了思想，保证了分税制改革的顺利推行。因为这场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如果进行不下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句空话，它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基的，对中国来说，它是经济发展、长治久安的基础。朱镕基说过一句话：“对财税体制取得的成功，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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